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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前徐州民族工商業發展史略

編輯日期:2018-12-10 11:01:33 來源: 發布者: 閱讀次數: 次

    

 

五四運動前徐州民族工商業發展史略
徐州史志辦公室  張穎穎
 
鴉片戰爭后,在內困外侵的形勢下,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些有識之士感到有必要了解、研究和學習外國,以便對付侵略者,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抱著“自強”“求富”的目的,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中國掀起了洋務運動。徐州地區創辦的利國驛煤礦是當時江蘇省唯一的一座近代化煤礦。
徐州岡巒四合,物產豐富,自古便以盛產鐵煤著稱。其冶鐵的歷史可以上溯到西漢,隋唐以后,徐州就以產鐵聞名于世。據北宋元豐元年(1078年)的統計,全國共產鐵5,501,097斤,而徐州利國監當年產鐵為308,000斤,約占全國產量的6%(弱)。徐州的煤礦開采較冶鐵晚些,開始于北宋神宗元豐初年,著名的文學家蘇軾擔任徐州太守期間,在徐州西南方的白土鎮發現煤礦,并用舊法開采。清初對開礦禁止的很嚴,道光后期,由于鴉片戰爭的賠款以及軍費支出等原因,遂解除礦禁,允許采礦。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更急于籌措軍費鎮壓革命運動。1853年公開下詔要求各省督撫積極興辦礦務,以解決“軍餉浩繁,左藏支絀”( 余明俠:《徐州煤礦史》,第24頁)的問題。六十年代洋務運動興起后,采礦業逐步繁盛起來。
清朝統治者中,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為首的洋務派,在興辦新興的軍事工業的同時,深感資金周轉不足,而對燃料、原料和運輸等方面的需求也更為迫切,于是提出以興辦近代化工礦企業為主的“求富有”口號。徐州的利國驛煤鐵礦務局就是在這一背景中,在左宗棠的極力支持下,由清朝候補知府胡恩燮創辦起來的。
作為當時江蘇惟一的一座近代化的煤礦,其先進性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一、辦礦的宗旨是進步的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企圖掠奪中國礦藏的野心已日益暴露。“近日東西洋人來華潛探礦產者,幾乎踵接。”(胡碧:《灌叟撮記》,第5頁) 頗具愛國主義思想的開明紳士胡恩燮不愿看到中國的礦藏外流,于1882年招商分股,集資白銀十萬兩采取官督商辦的方式創辦了利國驛煤礦。
胡恩燮在創辦徐州利國驛煤礦之初,是懷著利己利國利民的愿望和宏偉抱負的。這從他親自擬定請徐州道程國頤轉呈兩江總督左宗棠核示的《徐州利國礦務招商章程》(《申報》,1883年1月14日)中可略見一斑。章程的第一條中首先說明興辦利國礦務的目的有三個:一為“開利源”,即可以為自己帶來巨額利潤,為國家提供大宗稅收;二為“塞漏卮”。他認為煤鐵是“自強”的基礎。因為源源不絕的煤鐵產品,可以為艦艇、海防及其他軍事工業提供必需的燃料和原料,這樣即可強國,又減少進口洋煤、洋鐵,減少國家開支,并能增加稅收,充實國庫,一舉三得。三為“養民、弭盜”。徐州一百多年前十分貧困落后,地瘠民貧,每遇災荒,往往是“壯者流為盜匪,老弱填于溝壑”(胡碧:《灌叟撮記》,第6頁)。辦礦招工,對于地方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計的解決都是大有裨益的。他還設想在煤鐵兼興的基礎上用煤冶鐵,以鐵求富,積累雄厚的資金后,再興建一個綜合性工業基地,徹底改變徐州偏僻閉塞、貧窮落后的面貌。
    二、采用先進的機器
聘請英國礦師巴爾,經過仔細勘探,發現徐州煤鐵蘊藏量十分豐富,并且品質優良,煤鐵兼興,其利將無窮,于是胡恩燮決定“認領礦山10座,計地11頃,78畝”( 閻永輝:《江蘇徐州利國驛鐵礦紀略》) ,并確定利國礦局的四至界限:“南盤馬山連同民地東至官驛大道,西至湖灘(即微山湖濱),南至利國驛,北至山東交界。”(余明俠:《徐州煤礦史》,第53頁)1882年10月5日正式成立徐州利國礦務局,局址設在利國驛小北山。從此,徐州煤礦開始步入近代化礦業開采之路。
胡氏父子先后開采了蔡山礦、青山泉礦、賈汪礦等5個煤井,擁有工人1000余人,年平均產量約3萬噸。比起舊式煤礦確實可算一個飛躍,這主要是由于引進了西式機器的結果。胡恩燮在辦礦之初即確定依照“西法大開煤井”,但因資金不足,不能與官辦的開平煤礦相比,只能節約開支,先用“土法參以西器”,從上海瑞生洋行引進了鉆地機、吸水機、提煤機、水汽鍋(即鍋爐)、避火洋燈(即安全燈)、通風機等新式機器設備。設備更新的同時還進行技術革新:一、即采用機器排水、提煤;二、預設通風井,并使用安全燈,井內用火爐使炭氣上升,引入新鮮空氣;三、擴寬井底巷道,且路路相通;使用通風機,使空氣流通;井下巷道用大木支撐,減少塌陷事故;在井底控池,使各路的水皆匯集于池,再用抽水機抽干,以做到路干、燈明、通風。雖然這些技術設備上的革新,遠遠不能與今天的機械化程度相比,但是,它不僅要比過去數百年來陳陳相因的舊法先進得多,而且畢竟是向近代化的道路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為徐州的煤礦事業打下了基礎。
三、運用民主管理方式
胡恩燮作為開明士紳,不僅具有遠見卓識,而且有著新興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他在創辦利國驛煤礦之初,就注意改善職工的生活問題,這標志著近代化煤礦畢竟不同于舊式煤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帶來了工人生活方式的改進。胡恩燮認為要辦好煤礦,必須對晝夜工作直接創造財富的礦工們的生活給予適當的注意,讓他們的工資足以養活家庭。胡恩燮還主張堅決禁止“班頭”虐待工人,為了杜絕“班頭”克扣工人工資,胡恩燮主張工人工資由礦局直接派人發放到工人手中,并根據工人家中情況,酌情留下一、二成工資,由礦局代管,留作工人意外情況時使用。同時,礦局還增設福利,預備浴鍋,讓工人及時洗去身上污垢,并分發新衣,待洗后更換。設立醫療機構,為工人看病,并參照西方公司,按時休假,有勞有逸。胡恩燮的這些主張盡管由于條件所限,沒能全部付諸實施,但在當時能夠考慮到這一點,并使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比起舊式煤窯有了很大的進步。
胡恩燮的辦礦宗旨不僅明確可行,而且具有遠見卓識和深厚的愛國感情。可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注定了這些理想和抱負是不可能實現的。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同時,還要受封建勢力的羈縛與阻撓,所以徐州利國驛煤礦開辦之后,在腐朽的清政府的桎梏和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排擠、打擊下,曾經幾易其手,礦址也一再遷地。
胡恩燮開辦徐州礦務的初衷,是打算煤鐵同采,以煤煉鐵,以鐵求富。但由于中法戰爭的影響,使原定招商的股金沒能完全到位,而作為礦局經濟支柱的兩大錢莊又先后倒閉,借貸無門,幾乎導致礦局關閉。最后,只能棄鐵采煤,勉強維持下去。然而煤采出后,又遇到新的困難。因“運道阻滯,節節旱路,僅憑笨重之牛車轉輸百余里”(胡碧:《灌叟撮記》,第8頁),運費大增。雖然清政府批準了胡恩燮“減輕稅則”的請求,但由于外國侵略者享有“協定關稅”的特權,向中國進口的貨物一律“值百抽五”,因而海關僅收“洋煤每噸稅銀五分。”而中國土煤每擔卻要征稅四分,一噸合六錢七分二厘,比洋煤價格要高出許多。徐州銷往上海的煤雖然被減稅,但由于當時徐州鐵路未通,去運河還有30多里的土路需用牛馬馱運,運費大增,價格幾乎高出洋煤一倍,不僅無法與洋煤競爭,就是與本國池州等地的煤也不能相比,失去了市場競爭力。
西方廉價煤炭在中國的傾銷,嚴重地制約了中國“年輕”的民族工業的發展,而腐朽的清政府不僅不積極予以扶持,保護民族工商業,而且處處羈絆。徐州利國驛煤礦局開辦之初,左宗棠為了要徹底改變“向外洋購買,終歲以銀易鐵”(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每年要從國庫中拿出1/6的款項進口“軍國要需”的煤鐵。)損耗國家財源的不利局面,向清朝統治者極力推薦:“江南徐州鐵礦,礦苗之旺甲五大洲,若能籌款開辦,即于吳楚交界之處,擇要設立船政炮廠,專造鐵甲兵船后膛巨炮,實國家武備第一要義”(余明俠:《徐州煤礦史》,第83頁)。然而這一強國的建議未能引起清政府的重視,撥款給予支持。煤開采出來后外運困難,愈積愈多,造成礦局資金周轉困難。為了不使礦局倒閉,胡氏父子向李鴻章請求“將全礦歸公,由海軍衙門籌劃款大辦”(胡碧:《灌叟撮記》,第10頁) ,李鴻章派中國申報總局總辦盛懷宣負責辦理。經過實地考查,盛懷宣認為徐州煤鐵礦業確有開采的價值,于1890年提出投資開辦的“建議書”。其中包括建爐廠、驗煤層、修水道、建鐵路、造船只、浚運河、通電報、免稅厘、開錢莊、建煤棧等十個方面,比起胡氏父子開辦之初所提出的發展計劃,又大大前進了一步。如若當時這些計劃真的能夠付諸實施,對于清王朝和徐州地方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巨大利益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此時海軍衙門的經費已被挪用于修筑頤和園,無力再撥巨款投資于徐州,開采煤鐵的計劃也再次化為泡影。胡碧只得忍痛將父子二人竭盡心血創辦的煤礦,于1897年賣給粵商吳味熊,采礦中心也由青山泉轉至賈家汪(即賈汪)。吳味熊接辦之后,在清王朝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盤剝之下,由于交通閉塞和經營不善等原因,無法打開局面,在1906年,“卒以運銷坐滯,虧耗成本,憂勞成疾而逝”。(胡碧:《灌叟撮記》,第18頁) 1907年,胡碧挾資北上,重整徐州煤礦舊業。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胡碧因年事已高再次將徐州煤礦轉讓于袁世凱的七弟舊股東袁世傳接辦,并改名為賈汪煤礦公司。袁世傳接辦之后,由于經營管理得法,真正擺脫了過去停滯不前的狀態,向近代化的道路邁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初步奠定了徐州煤礦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徐州煤礦自1882年創辦之后,一直處于艱難運轉之中,成效不大,礦址也一遷再遷,由利國驛遷到青山泉,再遷往賈汪,礦主也幾易其人,由胡氏父子轉于吳味熊、袁世傳。其規模雖不能與同時期的開平煤礦和山東嶧縣棗莊煤礦相比,但它畢竟是江蘇創辦的惟一一座近代化煤礦,也是徐州地區民族工商業者創辦的第一個民營企業,對江蘇民族工業和徐州地方經濟的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胡恩燮在辦礦時招的多是本地工人,解決了當地一些失業者的生計問題。同時出于辦礦需要,他還辦學設防,創辦學校以解決煤礦職工子弟及附近地區一部分兒童的讀書困難。招募保安,以加強礦場的防衛,協助維護地方治安。災荒之年也對礦區附近生活貧困的居民及礦工家屬予以適當救濟。近代化煤礦業的興辦也帶動了其他相關行業的發展。由于煤礦使用了西方現代化的機器,使人們切實感受到機器的先進性能,意識到學習新東西的必要性。徐州當時雖然閉塞偏僻,也受到了新思潮的熏染,創辦了一些新式的民族企業,加快了本地區民族企業近代化的進程。
1882年,徐州開始設電報線路,建立電報機構。1891年,成立電報局,屬官督商辦企業,首任總辦徐秋軒,繼任徐頌臣,局址設在鳳凰街(今風化街),電報局兼轄山東韓莊、臺兒莊兩報房,管線路270里。1892年,徐州又開辦民信局,屬商辦企業,由譚子春個人經辦,專送商民信函,與上海、寧波等地民信局開展了業務聯系。1901年2月2日,徐州設立郵政局,局址在丁字巷,轄沛縣、豐縣、睢寧縣、蕭縣、碭山、宿遷等8個分局,屬江蘇省鎮江郵區管轄。建局之初共有11人,設漢文供事1人、信差2人,主要送城內信件,跑信差8人負責送鄰縣信件。1903年,徐州電報局由官督商辦改為官辦。1914年,徐州民信局撤銷,郵政局改稱二等郵局,局長許華臣,下設襄辦、支局,人員有分信差、信差、跑信差3類,并在敬安集、賈家汪設三等郵局,在徐州周圍鄉鎮大廟等14處設立了郵柜。1917年,尹華棟、包東升集資創辦民營徐州電話公司,在快哉亭內安裝了25門西門子磁石交換機。至此,徐州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先進通訊系統。
1904年,徐州道李經楚倡導開辦了工藝局,次年歸并于勸工廠。1905年,清政府在徐州開辦“勸工廠”,以本地棉花用機器制作綢呢布、毛巾等。徐州道袁大化任經理,有機器10臺,工人百名,這是徐州機器織毛巾的開始。1913年春,徐州成立江蘇省第七工場,下設織、染等四科,場長徐惠遠。1910年,徐州成立農務分會會所,轄柳泉等10個分所,并于城北關大王廟設農事試驗場,這是徐州近代最早的科研機構。
1912年,袁世傳接辦賈汪煤礦公司后,開始引進推廣一些近代工業技術和設備。他從唐山請來機器匠,開一、二、三號新井,并于1914年著手鋪設了從賈汪到柳泉的輕便鐵道,以便與1911年竣工通車的津浦鐵路相銜接,改善煤炭的運輸條件。他還從天津購買了小火車頭和小鐵車運煤,并添置鍋爐和6臺井下排水用蒸氣泵、井口蒸氣絞車。為了維修這些新式設備,袁世傳還設立了機器場、翻砂場、熟鐵場和修理場等。同時,隨著煤炭產量的增加(最高年產量已達18萬噸),袁世傳越來越感到電力的重要。當時徐州已有一個電燈廠,是軍閥張勛于1914年創辦的,名為“長江巡閱使公署電燈工廠”,機器是一部50匹馬力的直流發電機,配有蒸汽引擎和鍋爐,為徐州近代有電燈的發端 ,但是此發電機電力薄弱,只能供應張勛私宅及衙門照明,根本不可能輸往賈汪煤礦。1917年,袁世傳從天津購買了一部3千瓦的直流發電機,連同蒸汽機引擎和鍋爐,但所發電能力仍然有限,僅能滿足辦公室及部分宿舍晚間照明的需要。這是徐州煤礦電氣化的萌芽,標志著賈汪煤礦開始使用電燈,為以后賈汪發電廠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915年,隴海鐵路修到徐州。津浦路、隴海路先后通車,并在東關和北關分別設立了津浦和隴海兩個機車車輛修理廠。1918年,河北人鄧子澄來徐州開設徐州益豐鐵廠,有工人、學徒30余人,成為徐州新型翻砂鑄造業的開端。
民族工業的發展也帶動了金融界的進步,銀行開始代替錢莊在徐州出現。1912年11月,徐州首家銀行——交通銀行徐州支行開業。1915年1月,江蘇銀行徐州支行也在徐州開辦業務。3月,中國銀行在徐州設立辦事處。這些銀行的開辦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經濟保障。
先進設備和技術的引進,促使人們必須學習掌握它們的性能以及操作、維護等,興辦新式學堂成為必然。戊戌變法后,清政府曾下令全國將書院改為學堂,徐州的云龍書院和附近各縣的其他書院遂先后改為中、小學堂。學堂設有讀經課,但增設數學、物理、化學、博物、英語等新學科,以便達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目的。1905年至1907年間,徐州地方有識之士韓志正、楊維周、顧子揚從日本留學回國后,與楊世楨等人致力于創辦新學,使新學得以迅速興起。中華民國成立后,1913年至1914年,徐州市和銅山縣境內陸續設立了6所高等小學堂、15所初等小學堂。
1903年,清政府下詔,命各省書院改設學堂。徐州云龍書院先后改為徐州中學堂、銅山縣官紳公立小學堂、縣立高等小學堂;邳州東徐書院改稱邳州高等學堂;峰陽書院改為初等學堂;豐縣樂育書院改為高等學堂;睢寧昭義書院設立養正小學堂。至此延續千年的古代書院制度在徐州告終。
1909年,楊維周、張礪純等人創辦“四維小學”,開設國文、算術、英語、地理、歷史、體操、手工(貼紙等)、唱歌、書法等課程,學制七年(初小4年,高小3年),共開辦了4個班,每班20至30人。同年,韓志正與其女韓中英創辦了徐州第一所女子學校----坤成女學堂,招收女學生30人。楊維周還在徐州西關創立了“銅山師范傳習所”。
1905年民國教育部成立,新辦學堂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出現,除楊維周創辦的敬儀女堂外,還有尚志高等小學、三育、志成、崇實、味新、廣材、后秀、訓志、臺東、啟明、彭北、楚臺、金鐙、崇德等學堂。這些學堂,廢除了私塾的八股文、試帖詩,改用國文三字經,所以當時稱學堂為“私塾改良”。從1913年起,鄧擊續成立銅山縣立高等小學6所,分別設在大彭市、棠張、黃集、柳泉、單集等地。1913年2月,江蘇省立第七師范學校在徐州成立。同年,徐州師范學堂附小改為“江蘇省立第七師范附屬小學校”,該校首先成立了童子軍。
1914年,為統一教學,大彭市內各學堂統一改為大彭市市立第一小學、第二小學,直至第十五小學。教材一律采用中華書局出版的初級文教科書。1917年11月8日,徐州又成立了江蘇省立第十中學。
除了徐州地方創辦的學校外,許多外國傳教士也紛紛來徐辦學,宣揚教義,傳播西方先進文化成果。1907年,美籍傳教士葛馬可、安士東等在城內多處設立耶穌教會分堂,并創辦“培正書院”。1908年,法籍傳教士來徐開辦“要理學”,宣講教義。次年,改為“類思公學”,有學生60余人。1910年,美籍傳教士陶美麗、蘭師徒等人來徐創辦女校,定名為“桃李女堂”。傳教士白秀升等也先后到銅山 汴塘、單集、黃集、柳集等地開辦學堂。
學校的創辦帶動了文化的傳播,徐州的知識分子紛紛創辦雜志報紙。1913年4月,徐州第一家報紙——《醒徐日報》創刊,標志著徐州報業的發端。
洋務運動使民族資產階級得以從封建階級中分化出來,他們從資產階級的觀點出發,除了在經濟、文化上進行革新外,還主張政治上的革新,這就是歷史上的百日維新。他們主張效法西方的資產階級政治,設立“議會”,并主張從地方到中央逐級實行“議院”制度。這種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也波及到了徐州。1912年3月,奉江蘇都督令,各縣改知縣為民政長,由縣臨時議會推舉。同盟會員韓志正、楊維周分別當選為銅山縣、碭山縣民政長。徐州城為新設的銅山縣縣治所在地。各縣奉命將境內劃為若干市、鄉,縣、市、鄉分別成立議會,設立選舉議長。市、鄉議會選舉市、鄉董,辦理有關行政事宜。1914年,袁世凱下令各縣、市、鄉議會一律撤消,每市、鄉只留1人辦理政務,徐州的議會制至此宣告結束。
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壯大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的同時,作為其對立面的無產階級也相應產生、發展、壯大起來。
隨著近代化工礦企業的創辦,徐州工人階級的隊伍也在逐步壯大。1882年,利國驛煤鐵礦的成立,使徐州產生了第一批產業工人,據有關材料估算,徐州煤礦從1882年建立到二十世紀初葉,固定的正式工人只有五、六百名,加上臨時性的“外工” ,至多也只能有1000余名。1891年徐州開設電報局,1892年又設立了民信局,由此徐州開始出現了郵政工人。1911年以后,隨著徐州的電力,機械等工業興起,機械工人也相繼產生。1911年至1915年,津浦、隴海鐵路相繼通車以后,徐州的鐵路工人隊伍也隨之發展起來,成為徐州工人階級中的中堅力量,在以后的新民主義斗爭中發揮了領導作用。
隨著工人隊伍的不斷壯大,新興的無產階級為了提高工資、反對壓迫以及改善生活,不斷地發動罷工斗爭。清政府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二十世紀初制訂了一些法令、章程來限制、取締、禁止和鎮壓工人的罷工活動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反抗斗爭。如《大清新刑律》內就有鎮壓工人的條款,而1907年頒布的《大清礦務章程》中則有“懲辦”工人的專條:如犯有下開有害地方各款,無論何時,礦務委員亦可迫令礦務局清查此工人,交地方官懲辦,不準礦商庇護。一是不聽礦局指揮使用者;二是對于礦局及其伙友有橫暴之行為者;三是礦局并無虐待克扣情事,藉端罷工要挾者。依據此規定,礦工只能象牛馬一樣被奴役、被驅使,才有不被“地方官懲辦”的可能。除此之外,各地方廠礦也自行制定了自己的章程、條例來鎮壓工人的反抗,以維護資本家的利益。如開平煤礦就制訂了《煤窯專條六十六則》《煤井規條十二則》等,作為“查辦”工人們的依據。這些規則、條例也均為徐州煤礦所援用。
盡管清政府和各廠礦頒布了各種各樣鎮壓工人的法令,但是具有革命傳統斗爭精神的中國無產階級,在它還是很年輕的時期就英勇地進行了反抗斗爭。徐州人民自古尚武好斗,不為惡勢力所屈,有著強烈的反抗斗爭精神,作為來自人民而又具有先進性、革命性的無產階級,自然也不會被那些法規條例所嚇倒,仍然為自已切身利益而據理力爭、英勇奮斗。
胡恩燮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在創辦利國驛煤礦時比較注意改善職工生活,設立澡堂、醫院等福利機構,禁止“班頭”盤剝虐待工人,但由于受當時條件的制約,煤礦自身并不景氣,胡氏父子常常要靠典當自家之物來付工人工資,所以他也不可能付出比其他相近煤礦更高的報酬,胡恩燮當時發給工人的工資每月大概就是六、七元左右,僅僅夠礦工維持基本的生計。他所采取的一些福利措施,根本不可能使廣大礦工的政治地位和經濟生活得到多少改變,工人們仍然承受沉重的剝削與壓迫,掙扎在貧困線上。因此工人們的罷工反抗斗爭也持續不斷,貫穿了煤礦發展的歷史進程。徐州近代煤礦史上工人的第一次罷工發生于1885年,青山泉煤礦工人為了向胡碧索要發的工資,“腹荷鍤者萬口嗷嗷,勢將嘩變”(陳作霖:《高恭人墓表》,附于胡碧著《灌叟撮記》書后)。由此可見,當時罷工工人憤激之情以及事態的嚴重性,再不解決就將引起大亂,胡碧只得把公私所有積蓄以及妻子的衣服首飾全部折賣發給工人工資,罷工以勝利告終。青山泉的這次罷工斗爭,在中國近代煤礦工人的運動史上也是時間較早規模較大的一次。在吳味熊和袁世傳接辦賈汪煤礦期間,煤礦工人也有數次要求改善待遇的罷工行動。
總的說來,徐州工人階級的這些反抗斗爭此時還基本上屬于自發狀態,直至“五四”運動之后,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無產階級的反抗斗爭才走上了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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