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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敬重的羅運來同志

編輯日期:2015-1-9 11:12:27 來源: 發布者: 閱讀次數: 次

    

  羅運來同志是我服務過的第三任徐州地委書記。在他身邊工作,深受他的教誨。他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風,使我終生受益,難以忘懷。

(一)
  羅運來同志1964年6月任地委第二書記,1965年4月接任地委書記。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他對徐州地區的情況已經有所了解,并且做了大量工作,所以一上任就出手不凡,提出了一些帶戰略性的措施,給干部、群眾留下深刻印象。
  羅運來同志認為,要改變徐州地區易旱易澇的情況,使農業生產穩產高產,首先要旱改水,因之徐州的水稻面積逐步擴大到400萬畝以上。為此,除派人到蘇南地區掛職鍛煉,搞技術培訓外,他向省委提出從蘇南、蘇中調一批搞水稻的基層干部來徐州任職,具體幫助種水稻。孫龍同志就是從蘇中調來的優秀代表之一。其次要抓樣板,進行典型帶動。地委決定銅山縣的大黃、大吳、大廟(簡稱“三大”)三個公社作為全區科學種田的樣板,由地委分管農業的副書記蔣桂同同志直接指揮。后來又從全區不同類型地區篩選100個大隊作為樣板示范隊,以推動全區旱改水和多種經營的發展。第三要狠抓“三基本”建設,即支部基本建設,民兵基本建設,農田基本建設。以堅強的黨支部,抓好基干民兵,用基干民兵搞好基本田建設,從根本上改變生產條件。采取這些措施,收到了較好效果,農業生產面貌有了很大改觀。1965年取得了豐收,糧食總產比1963年翻了一番多,達到29億斤。所以干群稱贊為“羅來運轉”。
(二)
  羅運來同志還給人留下一個好印象,就是民主集中制執行得較好,他既能發揚民主,又善于集中。當時地委常委有13人,他能把大家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在討論重大問題時,善于兼聽、思考,又善于分析、歸納。他能讓大家敞開思想,各抒己見,甚至各種意見,相互交鋒。而在集中做結論時,又能綜合大家的意見,從全局的角度加以概括。對不被采納的意見,他也善于疏導,不會發生頂牛。所以,他在地委會上做出的結論,都能叫人口服心服。
  羅運來同志不僅民主作風好,而且平易近人。他身材魁梧,端莊瀟灑,笑口常開,可親可敬。我們做秘書工作的一些同志都敢接近他,向他傾吐真情,久而久之,既是領導又成為朋友。
(三)
  羅運來同志最為可貴之處,就是能從實際出發,敢于實事求是。社教工作隊集訓期間,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氣氛相當激烈。當時中央下發了兩個文件:一個是李雪峰同志給中央的一封信,對干部提出舉的是紅旗、灰旗、還是白旗,是當革命派、調和派、還是反革命派;要向自己的錯誤傾向決裂,向破壞黨紀的老部下、老戰友決裂。再一個是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提出大批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江蘇省委又抓“龍堌事件”,要前任徐州地委書記劉錫庚同志回來作檢查,下邊還有7000多人的社教工作隊進行揭發批判。在這種形勢下,許多干部憂心忡忡、誠惶誠恐。羅運來同志明確宣布:地專機關大多數干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地委是保護你們的,要放下包袱,積極工作。他的這個講話,使大家很震動,也很感動,極大地穩定了干部的情緒。地委副書記丁平同志稱贊說,徐州地委與別的地方不一樣,敢于實事求是,有獨到的認識水平。
  社教運動,而“四清”運動。剛開始時,把敵情估計得過于嚴重,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大人物都紛紛下去蹲點摸底,越摸問題越越嚴重。以至有不少人上書中央,說現在有三分之一或更多一點的基層政權不在我們手里,把農村說得漆黑一團。一些“左”的文章也紛紛出臺,像《老賀到了小耿家》在《人民日報》發表后,很快改編成電影《奪印》,就到處響起一片奪權聲。
  徐州地區的社教運動先在新沂縣進行,地委成立社教總團,羅運來同志任總團長,地委副書記劉平、省委宣傳部長戴為然等同志任副總團長。唐店公社作為先行社,由地委常委、地委秘書長紀鳳來同志負責。當時一些人也把新沂縣的情況看得過于嚴重,說什么新沂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羅運來等同志頂住各種壓力,堅持從實際出發,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當出現一些地方亂斗基層干部,有些生產隊干部害怕,發生逃跑與自殺事件時,羅運來同志當機立斷,下命令一律不準亂斗生產隊干部,很快剎住了這股風。這在當時也是很有勇氣的,體現了羅運來同志在關鍵時刻的決策能力和領導水平。
(四)
  羅運來同志與劉錫庚同志一樣,善于寫文章,而且多是親自動手,語言生動,富有文采。羅運來同志是從蘇州地委調來徐州地委的。來之前,我就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他寫的學習推廣全國勞動模范陳永康科學種田的一篇文章,用地委副秘書長趙后君同志的話說,他寫的文章就像剝蔥一樣,一層一層地說透。的確,他的文章很精彩,大眾化、口語化;邏輯性強,說理透徹,入木三分。我們這些做秘書工作的人真是望塵莫及,在他身邊搞文字也有幾分膽怯。
  一次,他主持召開全區三級干部會議,主要是反右傾,鼓干勁,是一次開得非常成功的會議。會議的總結報告,是我起草的,寫了兩次都沒有通過,最后是他自己寫自己講的,我經受了一次考試未過關的考驗。在地委整風期間,每天要向省委寫一個簡報,連續十余天,他看過即發,天天順利過關,我也慢慢摸清了他的思路、口味,逐步增強了信心。
  在他主持召開的第二次全區三級干部會議上,重點討論建設穩產高產基本田問題。會議從西向東參觀了七個原來生產條件較差,已基本改變面貌的樣板點,最后在贛榆縣開會,地委作報告,啟發大家找差距,議出路,定規劃,立志翻身。會議開得生動活潑。七個典型很有說服力。他們的共同特點:“治山山低頭,治河河變樣,治地地豐產,荒山變綠山。”他們的共同經驗:“用雙手送走了窮面貌,用汗水換來了糧和錢”;“穩中求快,快中求好,好中求省”。在討論領導對樣板的態度時,普遍認為:“領導不蹲點,抓點不用點,有點沒有人,有樣沒有推”。這些實踐經驗的總結具有一定的哲理和指導意義,對開好會議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會議向省委的報告是我起草的,我拿著稿子到新沂社教總團,請羅運來同志審閱。他看后說,重點不突出,要抓住建設基本田這個主題修改。我回來后又重寫一篇,圍繞建設基本田總結了五點認識和經驗。報告送出后,省委的刊物《江蘇情況》在頭條位置刊登,羅運來同志看到后非常高興。他對我說,看來抓重點是抓對了吧,寫文章就要下功夫。既說了他的主見,又說了我的用心。這是他來徐州地委工作,省委首次轉發徐州經驗,沒想到我立了頭功。
(五)
  羅運來同志在社教運動中,堅持運動與生產雙豐收的思想比較突出。抓住生產這個中心環節不放,以生產成績鞏固運動的成果,這也是他一貫的思想作風。社教運動第二批展開時,地委決定,副秘書長李凱和我下去蹲點,不擔任社教團部的職務,具體搞一個大隊,李凱同志任工作隊長,我任指導員。地點選在新沂縣棋盤公社墨芬大隊,并且明確這個隊就是羅運來同志的點。工作隊入隊前,羅運來同志就明確交待:既要按照政策搞好運動,又要把生產搞上去,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根據羅運來同志的意見,我們一入村,就從抓生產入手,宣講23條,放手發動群眾,很快掀起生產高潮。工作隊員們通過參與生產活動,與廣大群眾接觸,深入了解該村的階級狀況、生產狀況、生活狀況以及存在的主要矛盾。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逐步摸清了該村的干部狀況和干部之間的矛盾與斗爭,摸清了生產落后、生活貧困的主要原因。我們堅持從實際出發,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是多大問題就是多大問題,不主觀臆斷,也不左顧右盼。扎扎實實為這個大隊解決三個主要問題:
  首先健全了村支部領導班子。原支部書記戴家啟,有工作能力,群眾威信也好,只因宗派原因把他搞掉,這次通過發動群眾,明辨是非,使他官復原職,其他支部成員一律不動。二是把基干民兵組織起來,搞基本田建設。這里是包漿土壤,易澇易旱,搞成條田或臺田,就比較保收,組織基干民兵搞這件事,既快又好,很受群眾歡迎。三是把貧下中農組織起來,形成階級隊伍,有效地監督“四清”成果。
  在運動過程中,羅運來同志不斷地來這里看看,做些指導。他沒有架子,與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有一次,房東做煎餅菜盒給他吃,他開玩笑地說:這個在徐州交際處(南郊賓館)也吃不到。他對我們的一些做法和經驗,認為符合實際,也體現了他的本意,都給予肯定和支持。他提出的“三基本”建設,在某種程度上就源于這里的實踐。
  這里的運動還未完全結束,地委就調我到銅山縣社教團大吳分團夏莊大隊搞先行隊,任工作隊長。由于得到羅運來同志的支持,吸取墨芬大隊的經驗教訓,不僅運動搞得較穩妥,生產也搞得較出色。因為這里靠近京杭大運河,水源充足,有條件種水稻。我們以運動為動力,首先抓了旱改水、低改高,一下子就種了500畝水稻,并且獲得大豐收,老百姓當年就吃上了白米飯。他們說,俺夏莊大隊吃上大米,祖祖輩輩都忘不了工作隊!群眾嘗到了甜頭,第二年就把水稻擴大到1500畝,走上富裕路。羅運來同志曾陪省委領導同志來這里視察,表揚我們工作隊干得好。羅運來同志還在田頭問我栽水稻掌握什么要領,我說早、淺、密。他笑著說,行,鉆進去了。可能是看我搞生產有勁頭,抑或出于培養,地委決定要我到新沂縣炮車公社擔任黨委書記,保淮北地區的這面紅旗,后因“文革”來勢過猛被沖掉了。
(六)
  羅運來同志在“文革”中的表現是很堅強的。他堅決抵制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堅決抵制資產階級派性干擾,堅決抵制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對他的誣陷,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堅貞不屈,無私無畏的高貴品質。
  1966年冬,我從社教工作隊回到機關,各學校的紅衛兵天天來造反,貼大字報,圍攻當權派,機關已無法辦公。這時,地委在糧食局、衛生局的下屬單位找個避靜的地方辦公。我和紀委的杜潔民同志分別值班,探聽一些消息,及時向羅運來同志和地委其他負責同志回報。后來被紅衛兵發現,說是“地下辦公室”給砸了。在機關沒法開會,地委把常委會搬到銅山縣大黃山公社去開,每位常委都是我通知的,派一名司機開車接送,只一夜之間,那個司機造反了,成為一個群眾組織的頭頭,把這次會議說成是一次“黑會”,地委常委會議從此就被沖散了。面對這種情況,羅運來同志陷入困惑之中。
  當社會上刮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鼓動“停工、停產”鬧革命的妖風時,羅運來同志滿腔怒火,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錯誤的,難道共產黨也能懷疑嗎?”“這樣搞下去,非喝大鍋清水湯不可”。在當時那種形勢下,敢講這樣的話,實屬難能可貴!
  隨著1967年“一月風暴”的到來,機關干部、職工也紛紛起來造反,有的打著“左”的旗號大搞打砸搶。那時局以上干部屬當權派,科以下干部都是群眾。凡是當權派都在批斗之列,羅運來等同志首當其沖。在群眾組織召開的第一次批斗大會上,一位地委副書記被按倒在地,又踏上一只腳,一斗幾個小時。我們對黨、對領導同志有感情的人,感到心驚肉跳,有不少人流了淚。都為羅運來同志的安全擔心,他卻表現得鎮定自若。
  在這之后,地專機關一部分人貼出一幅“保皇圖”,誣陷羅運來同志為黑后臺,周嵩山為幕后軍師,蔣錫林為幕前軍師,魏廷安為馬前卒,并把這些人與被取締的“紅工總”聯系在一起,欲置死地而后快。羅運來同志認為這是莫須有的事,漠然置之!
  “二·四”奪權后,因為沒有大聯合,引起爭執,形成踢、支兩派。1967年9月6日,羅運來同志貼出他的表態大字報,在地專機關大院引起一片支持的“紅海洋”和一片反對的“白海洋”。從此把支持的群眾說成是“保羅派”,羅運來同志也為此遭到毒打和迫害。在挖“5·16”時,又把“9·6”大字報當作大事件來查。還有人又模仿他的字體,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誣陷于他。盡管受盡各種折磨,長期不予“解放”,但他坦然應對,堅決頂住。
  可笑的是,當時的當權者主觀臆斷,認為羅運來同志的“9·6”大字報是地委辦公室的人幫他起草的。按他們的邏輯,是周嵩山或其他人幫助寫的,是周嵩山的愛人齊志煥拿去幫助打印散發的。認為把齊志煥突破了,“9·6”大字報這個大案就水落石出了。于是,就把矛頭指向齊志煥。在“五七”干校,連續組織小會、大會批斗齊志煥,有時到深夜。齊志煥不怕壓、不怕斗,實事求是,沒說一句謊話。他們只有不了了之。
  歷史是不容篡改的。最近我看到原徐州農校學生羅思榮在《沙灣文學》2008年第四期上發表一篇《見證》的文章,清楚地說明了羅運來同志“9·6”大字報的前前后后。時隔40多年真相大白。羅運來同志以及我們這些被懷疑的人是無辜的。
  羅運來同志剛解脫,尚未分配工作,我們在徐州地區醫院門口見了面,他笑瞇瞇地緊握著我的手不放。我情不自禁地說,你受苦了,我們也挨斗了。他說,這些不堪回首的事已經過去了,你們的情況,我也給地委有關同志講了,今后還要繼續努力為黨工作。他語重心長的話,我感到溫暖和感激。
  羅運來同志在徐州12年,是時間最長的一位地委書記,可是實際任職時間只有4年,有8年在“文革”中受迫害。人們對由于“文革”未能充分發揮他的聰明才智、大展宏圖深感惋惜;對某些人無端加罪名、殘酷迫害他極為憤怒;對他的高風亮節、人格魅力十分欽佩。羅運來同志不愧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好領導,他永遠活在徐州地區人民的心中。
(責任編輯:李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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